回顾“十三五”时期,我国人口格局已步入变革期:自然人口增长率在快速降低,已经逐步逼近临界点;一些此前的人口流入地因为政策等因素变成人口流出地,使人口流出地的数量达到17个;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,已经有7个省区市步入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。
老龄化程度加剧,出生人口出现小高峰后持续下跌,流动人口减少,本科以上人口增长……
回顾“十三五”时期,我国人口格局已步入变革期。
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,变革的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:首先,自然人口增长率在快速降低,已经逐步逼近临界点;其次,我国流动人口逐年减少,一些此前的人口流入地因为政策等因素变成人口流出地,使人口流出地的数量达到17个;最后,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,已经有7个省区市步入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(65岁以上人口占比大于14%),而在“十二五”时期,这个数据还是零。
具体来看,201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.96‰,这一数据在2016年“全面两孩”政策实施之后增长到5.86‰,但随后连续回落,在2019年仅为3.34‰。
在流动人口方面,拥有广州、深圳两大一线城市的广东省,成为最大的“人口赢家”,2016年到2019年,超过300万人口迁入广东省。浙江省排名第二,2016年到2019年人口迁入接近200万。
面对“十三五”时期的人口变局,一系列应对措施也要做出相应调整。首先,从全国来说,需要及时应对自然人口增长率接近临界点,以及各地老年抚养比不断提升的情况。其次,各地对流动人口的竞争加剧,放开落户只是第一步,关键是重点城市能否提供足够工作岗位以吸纳更多人口。
“十三五”人口流动变迁
“十三五”时期,我国人口的局面如何?用“人口大变局”来形容或许比较恰当。
具体来看,第一大变化就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,引发自然增长率的减速。
我国人口死亡率一直保持稳定,基本在7‰左右。但是出生率持续下降,在2018年、2019年非常明显,从2012年以来的连续12‰以上,滑落到10‰多。不过,从2016年到2019年的数据看,全国总共出生6497万人,与2012年到2015年的6617万人相当,最大的变化在于自然增长率的降低,2019年已经达到3.34‰。
但是,从各个省份来看,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局面并不相同。
在人口总量超过1000万的省份中,广东的自然增长率一直“独占鳌头”,2016年到2019年,自然增长率在7.44‰-9.16‰之间,甚至超过2012年到2015年6‰-7‰的自然增长率,这与广东不断吸纳年轻人口流入密切相关。广西、福建和贵州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排名靠前。
整体来看,2019年有11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5‰,是人口自然增长仍然较为强劲的省份。
与之相比,另外11个省份的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其中,东北三省的自然增长率在2019年为负数,人口负增长的局面在“十三五”时期较“十二五”时期更为明显。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,天津、上海和北京的自然增长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,此外还有老龄化程度较重的江苏、重庆等地,自然增长率均不超过3‰。
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,这将产生两个影响:首先,从全国来看,人口自然增长率会比此前预期的更快来到临界点;其次,一些地区的人口局面将比其他地区更有优势,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被看好。
在人口自然增长率减速之外,另一个变局不可忽视,那就是老龄化时代的到来。2019年,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为12.6%,而在2015年这一数据仅为10.5%。
但是,老龄化的程度,各地并不一致。在2015年,65岁以上人口占比最高的是重庆,约为13.3%,其余均未超过13%。2017年,重庆、辽宁和上海的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%,均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。2018年,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地区增加四川、山东和江苏。2019年,浙江加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行列,使这7个省市成为老龄化比例最高的地区。
与之相比,另外7个省区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不足10%,包括西藏、新疆、青海、广东、海南、宁夏和云南,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更为年轻。
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,和“十二五”时期相比,“十三五”时期全国老龄化的程度加重,但这并没有改变目前中国整体年龄“纺锤形”的结构。从全国来看,15-65岁年龄段人口(即劳动年龄人口)仍然达到69.6%,31个省区市15-65岁年龄段人口占比也全部超过65%。
目前,中国整体抚养比仍然较低,有利于经济发展。但是,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趋势已经形成,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持续,这意味着抚养比尤其是老年抚养比(即一位劳动年龄人口平均需要抚养多少老年人)在持续上升。此外,一些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较其他地区更高,这些地区养老和经济发展压力不小。
目前,我国正在积极研究对策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,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,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。
人口流向广东、浙江
在自然人口增长之外,我国流动人口的局面如何?
目前,我国流动人口持续上涨的拐点已经出现。统计年鉴显示,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最高的2.53亿,随后连续5年出现下滑,2019年这一数据已经下滑到2.36亿。
从各地来看,则出现非常明显的差异性。首先,广东成为人口迁入最大的“赢家”。数据显示,2015年底,广东的常住人口为10849万人,这一数字到2019年达到11521万人,增长672万。其中,2016年到2019年,广东人口自然增长分别达到81.28万、101.53万、92.76万和92.38万,扣除自然人口增长的数量,2016年到2019年迁入广东的人口达到304万。
为何广东在人口流入方面排名全国第一?这与广东拥有四座经济大市广州、深圳、佛山和东莞息息相关,尤其是广州和深圳作为一线城市,落户政策却相对宽松,吸纳了大批人口。
2015年底,广州常住人口1404.35万,深圳常住人口1137.89万,这一数据在2019年分别上升到1530.59万和1343.88万,两地常住人口从2015年底到2019年分别增长126.24万人和205.99万人,占广东省全部常住人口增量的接近一半。
另一个“人口赢家”为浙江。2016年到2019年,浙江的迁入人口接近184万人,其中杭州是浙江省的人口“吸纳器”,尤其在2019年将落户条件放宽到大专之后,当年常住人口快速增长55.4万人,成为所有城市中常住人口增量最大的城市。如果扣除自然人口增长的6万人左右(按当年自然增长率6‰计算),当年迁入杭州的人口接近50万人。
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,广东和浙江成为“人口赢家”,这是经济发展、就业机会、落户政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。首先,广东和浙江都有实力较强的中心城市,这些城市能提供较多有竞争力的就业岗位。其次,广州、深圳和杭州的就业政策都颇为宽松,大专及以上人才可落户(其中广州为部分区可差异化落户)。
与之不同的是北京和上海,这两大城市能提供有吸引力的岗位只多不少,但在人口控制的政策下,两大城市在2016年到2019年这一阶段成为人口流出地。
“十三五”时期,有17个省区市成为人口流出地,其中有4个人口流出超过50万。具体来看,山东的人口流出最高,2016年到2019年已经接近90万。2017年,山东的常住人口规模过亿,达到10005.83万人。这一数字较2016年的9946.64万增长59.19万。但是,2017年山东自然人口增长达到101.16万。换句话说,当年山东的人口流出超过40万。
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,整体流动人口的减少、自然增长率的降低,促使各地将人口视为重要的竞争力,“十三五”以来,尤其是2017年以来,多地纷纷放宽落户条件。
2021年3月4日上午,在山东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,山东宣布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,促进人口双向流动。
“十三五”时期,我国人口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,就是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。其中,2019年,大专、本科和研究生在6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分别为6.82%、5.93%、0.59%,这一数据到2019年上升为7.67%、6.27%、0.64%,本科及以上人口占比接近7%。
一些地区比如北京,由于是我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教育中心,加之人口控制导致部分人口流出,人口的学历水平不断提升。2015年,北京大专及以上学历占6岁以上人口比重为42.34%,这一数据在2019年已经达到50.49%,不仅整体水平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最高,其增速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。
可以观察到的是,女性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升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人口的抽样调查,2019年,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女性在总体本科学历人数中占比49.09%,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女性在总体研究生学历的人群中占比48.48%。
与此同时,我国的整体性别比也持续改善。2016年性别比为104.98(女性=100),这一数据在2019年为104.4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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